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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掉诚意的滤镜 俯身倾听“长安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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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07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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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漆阁上,仕女弄弦,街市,膨起一簇火光,纸灯走水,骚动声起——随此长镜头,拉开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这部历史演绎小说的架势:我,有格调,也有诚意。剧版《长安》,丝竹管弦、一草一木,似乎都在溢出屏幕。

马伯庸的此番故事并非平地起楼,对《刺客信条》的知乎问答,让他一时手顺,起了开头,再借鉴《反恐24小时》的佳构剧念头,就有了这段“唐史”。

故事不复杂:为挫败上元节当日袭击长安城的阴谋,少年壮志的司丞李必不惜捞出死囚张小敬,共赴国难。

该剧因此被戏称《大唐反恐24小时》,但照我看,历史从来是来帮忙的,体现创作者才华的并不是考据能力,而应是对史实独具一格的解读——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是最好范例。

凡是评论,不虞之誉,求全之毁才是寻常。但因国剧近年以“伪历史剧”怠慢观众已久,信心负数,“长安”不声不息、只多不少地还来尊重,大家不平久矣,终得一报,因惊更喜,点赞爆棚之余,少不了对宿怨的快意发泄,可谓态度定江山。

只是,万一耽溺美人皮相太美,错漏她有趣的灵魂,也是辜负。播出近半,也到了关注这故事底下的“文章”的时候——坦率说,诚意也是滤镜。关掉滤镜,除了无处不在的诚意爆表,《长安》还在表达什么?

人物升级  万事皆允

故事背景,挑选在天宝三年。天宝(公元742年正月—756年七月)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年号,共计十五载。天宝三载正月朔改“年”为“载”,而改元原因,据说是玄宗认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办完,想要开始享受成果,这才有了剧里“圣人”欲携妃温泉避世,林九郎弄权,与太子之间的政治博弈背景。

一个悬疑推理故事,就此揭开现实底色,台前的小人物,也有不少面貌突破。

称其“小”人物,已说明该剧进行了人物形象升级之一种:张小敬被绳索套着脖颈出场,有如拖出一匹死狗。借周边人之口,渲染出有关他的神秘感,其实是连着上司在内,已杀了三十四条人命、众叛亲离的畏惧心。而死囚张小敬,之所以被李必看中,一来是他面上疤痕所昭然若揭的狠劲,二是危局下险棋,情势突变,要借其俗世智慧、线人渠道一用。

这种人物的开局搭子,类型片里屡见不鲜,当然老梗也照样开新花,比如《绿皮书》,黑人音乐家挑选底层白人做护法,一样路数。

但对国剧来说,这次人物的主要好感度在于,关了金手指——张小敬更接近美国作家钱德勒笔下的颓废硬汉侦探马洛,弯腰驼背,肉骨凡胎:跑不快、没神力,拨不开人墙,就眼睁睁看着舆图五米开外被抢、活口被人群踩踏而死,自己还是人家手里的捉放曹,身为“长安城里权利最大的囚犯”,上刻钟牵出吃柿子喝肉汤,下刻钟牵回牢房。

在人物身上挖坑设限,低处着眼,固然给情节上出难题,但形象上倒能大收红利,所以真正标致的类型片,皆勘破这一规律,“高大全”的人物,在美剧英剧中,早是白垩纪年间往事。

《长安》的另一男主李必,也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——睿智但运气坏,不像梅长苏人脉铺地手眼通天,又是夹缝中人,上有老师监督,再上上有太子需顾及,即便声声耿直,拂尘甩出的,似乎都是股股正气,但艰难抉择,如履薄冰,总比杰克苏小说的高岭之花要亲善可掬。

让人物开挂,是国产剧的历来弊病,说穿了,是个偷懒的态度问题。而敢让笔下人把局限活出来,作者的智慧和胆量也随之显现,观众也摆脱了被低估的沮丧。

关于人物的升级之二,在于被人物不断撕开的悲剧气氛,而其立足点于:剧中之人,都有欲望,且都日渐执着。

境遇坏得不能再坏,也是解脱,被投入死牢的张小敬,本已心如古井、只等身死,结果被投以一丝渺茫希望,捞回尘世,叫他既要受求生欲的煎熬,又要为没死透的责任感继续买单,何况,张小敬本身就是欲望炽烈之人——之所以成为死囚,也是因为他有惩恶的欲望,而其之执着,到既愿意叫他人死,也愿意自己蹈死的程度。

不论开篇即让另一男主李必血脉偾张,直接吼出“我要当宰相”是否得宜,但他的欲望也一清二白:保长安之安,保太子之安,保心地之安。

张小敬、李必,虽史料查有此人,但故事纯属演绎,倒是叫人想起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坂本龙马木户孝允等人,靖安司的设定,也对应新撰组。池田屋事件,即是长州藩士要在京都放火,但具体地点未知,而新撰组成员必须在倒计时下“反恐”。

这一过程惨烈较《长安》有过之而无不及,在《新撰组异闻录》结尾,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:新撰组惨胜收兵,伤兵伤将一起攀上屋顶看烟火,另一边,吉田的徒弟在幽暗巷尾,忽明忽暗,抱着老师的头颅恸哭——人在大势更替面前,有如齑粉,但还是为随时覆灭的理想(欲望)在各行坚持,活下去。

人人趋利避害,区别只是每人心目中的“利害”定义不同。所谓理想,即是更高层次的欲望。

《长安》剧中,人物皆有所求、各自纷纭:太子有政治抱负,有继位欲望,林九郎已是右相,有握权欲望,李必身边女奴檀棋有爱情欲望,诗人程参有用才华换声誉的欲望,就连剧中人嘴里的李太白,也有当国师的欲望——“恐怖分子”的欲望虽未揭开,罪魁祸首的欲望虽在此文不可剧透,但也有理有据。

对错之争,常是立场之争,欲望面前,人人有理。长安图景下的十二时辰,越来越像一个个铿然的欲望之间,无法兼容的叮当乱响。而欲望如兽,又都在互相交战中被不断喂大胃口——它好比影子,越大,就衬得它的主人,越伶仃。

张小敬既出死牢,就不可遏制地向裹着生欲的正义感再度狂奔,他像罗网困兽,不长记性地反复再踏中机关。随剧情发展,之后只会更见包括李必、何监、狼卫在内的无可奈何、焦灼撕扯。而若要给《长安》一剧加以主题,硬币两面,都可以拿他山之石来攻玉:一面是“权力的游戏”,一面是《刺客信条》的“万事皆虚”。

只要人性被无差别携带进各个时代,一切被书写的历史,都是当代史。而好的历史剧,本质上是现实主义——只因史实版图再大,都远不及人性内部的疆域宽阔。

历史哀荣  万事皆虚

人人都是海岬峭壁上的蜘蛛,专注织网,不曾看到悬崖万丈。因为《长安》有了渺然如蛛、但拼力吐丝的升级人物,天宝三年的设置,才有了升级涵义。

如上所述,玄宗在737年斩三子,寝食不安后遇太真,745年,已有避世之心,而当时大唐已经落花时节,随着李隆基步入暮年,表面锦绣,内里弊病丛生、积重难返。

《长安》用至臻制作,拉观众回到唐朝金色梦中,令人沉浸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兴奋,但湮灭感是远处雷声。

张小敬和李必,粉碎阴谋、守护长安之心越深,在获知权力真相、在底牌翻开时,力所不能及的讽刺感就会越深。看他们绞尽脑汁、左右奔袭,倒像是在看沙滩作画,好比在等命运应声敲碎这块正努力擦干净的玻璃。

而剧中始终居于幕后的“圣人”,因此引人猜测:最顶层的玄宗,固然可能是老来昏聩、刚愎自用,也有可能是高处视线最好,目空一切,哲人一个,最为虚无。

加缪写古罗马暴君《卡里古拉》时,动的就是此念,这才把对方重注为一个先知先觉的存在主义者。其笔下暴君以其暴虐手段,对庸常世界进行振聋发聩的折磨,结果身边也像玄宗一样怨声沸腾。当他最后被叛众一拥而上刺杀时,跳上宝座喊出“历史上见”。而《长安》中的“圣人”,比翼鸟连理枝,暮年归隐,远走骊山,纵容权臣,是否也有股人间茫茫的幻灭感。

“万事皆虚”,是《刺客信条》的主题,马伯庸因故事接龙触发的《长安》,价值框架受其影响,在所难免。而眼看他起高楼的长安城,难逃南柯一梦,彩云易散琉璃脆,世间好物不坚牢。

另一面,万事皆虚,也都是对人而言。秦时明月,天轮硕大,照古照今,昨日长安,已是今日西安,张小敬李必护卫之街巷,日已是仿古建筑门票收讫,物不是人也非,惟余莽莽那是因为人太微小,都是历史的尘埃。

而在大梦之中,雾霭四合,努力奔跑、气喘吁吁的人们,因此更添悲壮感,即便空中传来“万事皆虚”的声音,仍以“万事皆允”的姿势,花式突围,虽败尤战,简直有古希腊悲剧的视界。

——再看《长安》。目前几个单项分值遥遥领先,主要赞誉一边倒地集中在夸制作长板、夸历史考据长板、夸品相良心长板。若是骨子里,做得如上这般主题文章,该剧便再无对其或有皮相与骨相不够相配的诟病,也将一扫逐渐沉淀下来的,去滤镜后,对其本末配比不均的隐忧。

对故事来讲,观众的心态一半是值回票价,一半不是。造价半个亿的城池,终归只是一城一地,取景而已。而桌椅板凳服化道、纤毫入微的制作细节,有理有据的历史出处,说到底,都是个从“内核—故事—人物—制作拍摄”,涟漪般由内到外,不断扩散的套娃关系。

然而,播剧还未半,观众的热忱已不只是投桃报李,而是滴水涌泉,唯愿其后集数,不负这番慷慨。

其实诚意待人,是分内事,只是之前分内事做得不好,叫观众白受委屈。而《长安》此次一片赤忱,优势醒目,故事进步,得以拨乱反正,真正升级的既是职业精神,也是制作品质,更是国剧信心。

因此,与其说创作者令人感动,不如说中国观众才第一友好宽厚,对品质国货的情感,物以稀为贵,必暗用与英剧美剧的两套标准:能力可恕,态度第一。这种其乐融融的久违蜜月,对从业者来讲,既是鼓舞,也是羞耻心。

而做一点“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”的猜测,就免不了牵强附会,但也是个态度问题——对美人人格层面的尊重:我愿探索你的内在;在大多数人夸你的妆容认真时,我附身倾听你的喃喃:

也许你是要想与我分享长安的那片哀荣,虽然真正的长安的一天,是看不到的。

但是尊重,看得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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